银信合作引领大信托时代
金融时报-黄晓清
“大信托时代”即将来临，而在信托制度已经在银行、证券、保险中被充实重视并开始实验运用的今天，我们预言，银信合作将引领“大信托时代”。
实际上，从目前信托制度运用的范围看，银行、证券和保险都已经开始了对信托制度的研究与运用。2005年9月29日，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管理措施》，这一措施被认为是商业银行开展信托业务合法化的象征；2006年3月6日实施的《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试点管理措施》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本措施所称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是指委托人将其保险资金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意愿以自己的名义设立投资计划，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为受益人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信托特征体现明显；2006年9月5日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的《关于宣布〈融资融券合同必备条款〉和〈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的通知》更明确体现了对信托制度的应用，该《通知》规定：合同应约定融资融券特定的工业信托关系。这些无疑说明，信托制度被已经广泛应用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各大金融机构。但是，真正引领“大信托时代”到来的，必将是银信合作。
从历史渊源和合作上看，1980年到1999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银行一直经营信托业务。由于银行的加入，岑岭时期国内信托公司有近千家。1999年3月，因为信托公司经营混乱，央行凭据国务院的精神，开始对信托投资机构进行清理整顿，并要求信托公司与银行业、证券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目前，经过重新挂号存留下来的许多信托公司都是从银行脱离出来的，即使是被清理的信托公司，其许多当年的信托从业人员很多也留到了银行。虽然清理整顿前信托公司的经营多远离信托本源，但这一时期的信托从业人员至少对信托业的教训记忆深刻。这种历史渊源不仅使银行与信托在“血缘”上比其他金融机构更密切，同时也使银行比其他金融机构在队伍的建设上更容易聚集起一批具有信托从业经历、懂信托、对信托业的历史教训有着切身体验的人才队伍。虽然一度银行与信托的联系泛起疏散，但自2002年信托公司重新挂号注册后，银行与信托之间的联系不久就恢复起来。2002年9月，福建兴业银行即泛起了代售重庆国际投资公司的信托产物，今后银信合作逐步深化。这种历史的渊源与恒久的合作，一方面说明了来自银信双方的合作动能；另一方面也使银信双方在合作的磨合上比其他金融机构更容易。
从产物上看，从2002年至今，银信合作已经走过了4年多的历程。合作的方式也已经由“代收付”生长到目前的双方“回购”、“受益权质押贷款”、“投资管理”和“担保”、信贷资产证券化、银行股权代持等等双向性、互动性合作。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几乎银行的所有业务部门都在关注信托。在目前的银行理工业品中，银信合作已经泛起出一种融合的态势。一方面银行理工业品挂钩信托；另一方面，许多银行理工业品中大量引用信托产物的交易结构和模式。而许多尚未开发的银信合作项目也正在被人们所关注和研究。有专家告诉记者，在资产证券化中，以信托模式可以介入的领域就可以包罗国有不良资产证券化、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企事业的应收账款证券化、基础设施收费和其他租金收入证券化等等。银信合作广泛的实践和亟待开发的广大领域将成为其引领“大信托时代”到来的保证。
从动因上看，中国的银行业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厘革，这场厘革就是商业银行角色的转换。促使这场厘革形成的原因在于，银行业资本约束的加强和企业直接融资的生长，迫使银行弱化传统的盈利模式，强化中间业务在利润组成中的占比。光大银行副行长解植春曾有过这样的表述：直接融资的生长将迫使中国商业银行寻求新的盈利模式，向投资银行业务、财富管理业务等综合化经营偏向生长，扩展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和利润来源。综合化经营也将使银行真正向金融中介职能回归，并能在相对高的技术层面上生长业务、加入竞争。而商业银行在从资金的提供商向资金的中介商转变的过程中，信托制度无疑将为其思路直至产物的创新打开思路。这也正是银信合作能够引领“大信托时代”到来的最原始动能。
从可操作性上看，理论上信托公司未来的生长出路和偏向有很多，好比信证合作、私募基金、工业基金等等。但是，在我国监管体制仍实行分业经营的前提下，因为银信合作不涉及跨部门协调，在操作上就显得越发简单易行。实际上，银监会促进银信合作的意图已经显现。银监会于去年1月26日颁布实施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措施》，涉及到中资商业银行收购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的分支机构应当切合的条件时，有这样的表述：“收购工具为地方性信托投资公司的，其资产质量应当较好、规模较小。”虽然记者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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