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30日午间，年中政治局会议新闻稿宣布。具体解读如下，
1、相较于之间简单地聚焦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这一困境，本次会议进一步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霉影响增多、经济运行存在分化、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等问题，属于过去没有的新提法，也在一定水平上表明当前内外环境比过去越发严峻。
特别是，上半年经济基本面整体泛起逐季走弱、市场预期和信心连续疲软的特征，使得全年保“5”亦存在一定压力。不外对于这样的形势，政治局会议仍然提出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意味着唱空等负面声音仍然不被允许，且会受到严格管控。
2、会议进一步指出下半年革新生长稳定任务很重，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意味着革新、生长、稳定之间的统筹协调难度有所增强，同时也意味着全年保“5”的目标依然是重中之重，短期内生长仍然居于首位，宏观政策层面应会连续给予支持。
本次会议首次提出宏观政策要连续用力、越发给力，体现上内外形势的急迫性与当前稳定宏观经济大盘面临的压力，意味着下半年宏观政策还会有积极体现。
1、对财政政策的表述更多一些，如加快专项债刊行使用进度、用好超恒久特别国债、更鼎力度推动以旧换新等等，意味着下半年财政力度会有所加强。
2、货币政策方面，延续了过去的一贯提法，这可能与上周人行已经推出一系列降息举措有关。目前看下半年人行能出的增量行动似乎不多，再次降息的可能性虽然没有完全被排除，但已经不高，降准存在一定可能性，同时外汇市场方面人行也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例如，本次会议同样提出了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以及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等。
3、本次会议提出“要继续发挥好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意味着中央希望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的孝敬力度要加大。不外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经济大省之间分化也比力明显，广东的部门地级市（如广州）面临不小压力。
在促进消费方面，会议提出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支持文旅、养老、育幼、家政等消费。这虽然不是第一次提出“服务消费”，但却说明下半年消费端的发力偏向，即主要靠提高人员等要素的流动性来实现。
会议提出“要有力有效支持生长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这是在政治局会议中首次提出，明确了支持的工具。独角兽企业自不必多说，瞪羚企业是是指创业后跨过死亡谷以科技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为支撑进入高成恒久的中小企业，这一看法最早见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戴维·伯奇与詹姆斯·麦道夫配合发表的论文《瞪羚》（1994年）。
随后国内的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也于2003年提出了“瞪羚计划”。2019 年 7月15日，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缔造有利条件，催生更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新领军者企业，加快新动能培育和新旧动能转换”。
本次会议首次提出“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即其阻挡的恶性的“内卷式”竞争。
近期在各行各业多几多少存在过剩、增量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如金融行业资金供应过剩、部门行业产能过剩等），市场主体及从业人员之间内卷严重，相互争抢存量蛋糕，金融行业中的存贷款利率相继下破“2”字头和“3”字头，债券刊行利率亦下破“2”字头，使得中小市场主体在内卷式的恶性竞争中面临较大生存� ；�。
1、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本次会议未提及中小金融机构，可能意味着和其它领域风险相比，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已居次要位置。不外这并不意味着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不会被关注，究竟金融监管总局的年中会议中有提。
2、在防范化解地产行业风险方面，除“积极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这一表述外，并无其它增量信息，意味着地产行业的增量政策空间可能也比力有限。在收储方面，当前的条件相对较为严格，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工具的使用情况并不理想。凭据人行宣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6月底，3000亿元的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仅使用121亿元，原因是这项工具对使用主体、用途等均有严格限制，后续不排除使用条件会有所放松。
3、在地方债务风险方面，会议提出要完善和落实地方一揽子化债方案，缔造条件加快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这对于地方债务风险化解而言应该是个积极的信号，即35号文的适用范围会进一步放宽、相关政策约束也会有所松动，关注35号文的系列配套文件。
（一）相较于之前的会议，本次政治局会议有不少新提法，有些提法需要给予关注，有些则可能只需要看看就好，要害还是要看落实。特别是从过去政治局会议的效果来看，不应对年中政治局会议的效果有过高期待，有时市场还有可能往相反的偏向走，如去年年中政治局会议提出活跃资本市场以来，市场反映并不理想。
（二）本次政治局会议召开于三中全会之后，且三中全会也对全年经济形势作了分析，而人行亦于三中全会后一周推出了连续降息举措，意味着后续的增量政策空间可能不如相像的大，故本次政治局会议更像是一次年中打气的会议。
（三）目前政策层面效果不理想的重要泉源是门槛太高，如超恒久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对项目的要求很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使用主体和用途的限制较高等。从这个角度来说，后续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门槛可能会有所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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